杨恒均

我为什么不删除愤青们的留言

    今年三月份在国内和讯网站开了第一个博客，九月份又在网易开就了第二个博客。在这两个博客上，我写了一些评论、杂文和日记，我以前只写过小说。在读者和网站管理员的支持下，两个博客都还热闹。

    青年网友中很多是认同我的观点的，这让我大喜过望，但也有不少网友无法接受我的观点，特别是对我文章中处处批评中国大陆政治腐败和社会丑恶现象表示不理解甚至反感。支持和反对我的网友在我博客留言中也就形成了旗帜鲜明的两极：支持的相见恨晚，赞扬有加——有些过誉之词让我都不好意思；反对的慷慨激昂，口诛笔伐，有些更是竭尽侮辱之能事。至于我，当然不能免俗，自然也是对赞誉的沾沾自喜，对批评的心有不甘和心有余悸，但我得私下承认，批评的留言往往让我过目难忘。

    不少读者的批评确实值得我揣摩和深思，有些弥补了我经历和认识不足造成的缺陷，我在这里表示衷心感谢。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批评和攻击完全是无厘头，其中大部分是一些青年网友，一看到我批评中国的文章甚至标题就义愤填膺，激起了平时深藏难露的爱国热情，对我一通攻击甚至辱骂。看过我博客留言的朋友就知道，2007年就因为我的几篇博客文章，我不止一次两次地被戴上反动势力、反华势力、汉奸、（可能的）台湾特务、美国和西方的走狗等等高帽子。

    显然，我遭遇了传说中横行网络和现实中国经年的“愤青”。我很想写一些回帖与这些愤怒的青年们谈一下心或者讨论一番，可是，再一细看他们的帖子，就发现根本无从回复。例如，你批评了一下社会中某种不好的现象，他们就指责你，为什么看不到我们社会的光明面？

    你怎么回答呢？除非你把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出现的所有美好的东西数落一遍，或者像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播音员一样把中国的光明面广而告之，否则他们不会满意的。我当然也不会把光明面都写一遍，再在末尾来几句“中肯”的自我批评，如果那样行文，就是政府工作报告了，体制内的所有宣传和媒体都在干这活，轮不到我。

    再如，很多青年网友质疑我，姓杨的，中国人民把你养大，你到海外住了那么久，怎么只看到你文章中批评中国，不见你批评美国？你不是美国的走狗是什么？

    还有一些留言就更让人哭笑不得，以致在深圳和一位网友聚会时，他愤愤不平地说，看到那些愤青在你博客无理取闹，我恨不得顺着留言者的ID找到那些家伙，把他们一个个痛打一顿，打得他们开窍。

    我哈哈一笑，不过心里就想，我更不能留言回复了，免得争论进一步激化。不过，我不回复，那些愤青的留言也并不见减少，有些越来越激烈，我于是也就从反华势力的代言人一步步变成了“汉奸”和“特务”。好心的网友就来信建议我删除一些过激的留言和评论，——毕竟我是博主，是有权力删除我博客上的留言和评论的。还有的网友知道我很忙，经常在外面跑，答应要为我管理博客，随时帮我删除愤青的帖子。

    我都婉拒了。迄今为止，我仍然没有删除任何一个批评和攻击我的帖子。我不删除留言和评论的理由很多，最冠冕堂皇的当然是“我不支持你的观点，但坚决捍卫你表达观点的权力”，但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我自己曾经和这些给我留言的愤青一样，也是一名愤青，而且，我知道也理解我们都是怎样成为愤青的
    ……

我曾经是最牛逼的愤青

    我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这句话现在的愤青都不会用了耶），我从小学到大学的费用都是国家和人民支付的（？），一路受到爱国主义教育，大学毕业又直接分配到国务院系统的机关工作，有吃有喝，如果说我不知道感激，听到人家批评自己的祖国不愤怒，那是很不符合逻辑的。

    中国是盛产愤青的地方，在那样的教育和那样的宣传下长大，你不是愤青倒不合常理了。所以我从一开始就是一名愤青。不过，和普通愤青不同的是，出学校后我从事的是外事工作，我接触的都是外国人，我充当愤青的对象不是中国同胞。

    我很理解现在一看到批评中国政治和社会的帖子就怒发冲冠的年轻人，毕竟我们都受到了类似的爱国主义教育。我在他们这个年龄，对批评中国的声音之敏感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一听到外国人批评中国，我就怒火中烧，好像人家要挖我的祖坟，又好像我生活的支柱马上就要被破坏。虽然由于外事纪律我不能火冒三丈，但我一定会用自己的方式方法为中国辩护，有道理时我得理不饶人，没有道理时我也强词夺理，总归要把外国人要就是弄得“理屈”，要就是弄得“词穷”，我才会鸣锣收兵，心安理得地自以为爱了一次国。

    当然我当愤青最辉煌的经历不是在中国，而是到了美国后。

    1997年8月，香港回归一个月后，我来到美国首都华盛顿，在一个叫大西洋理事会的智库从事研究工作。当时我来美国的路费完全是自己出，介绍到这里从事研究工作是我的恩师和朋友帮忙，生活费也靠自己打工挣来，研究费用我自己出一部分，另外一部分由我私人朋友赞助，我不从中国或者美国政府或者依附于它们的任何机构拿一分钱的经费——我为什么强调这一点？因为自从改革开放到今天（2008年1月27日）为止，像我这种既不从国家和政府、也不从研究机构和大学等拿经费到华盛顿这种级别的智库从事和国家政策相关的研究工作的，就一个人，就是我杨恒均。

    我最初自费到美国的目的也许是想多了解一下外面的世界，亲眼看看美国到底如何强大，为什么强大了这么多年，诀窍在哪里？（见我的散文《魂断罗湖桥》）但大家还记得，当时是个什么情况，台海危机持续发酵，中美对抗一触即发，江泽民即将访问美国，朱镕基的改革遇到阻力，以美国为首的反华势力甚嚣尘上……我这个在国内就是愤青的人怎么能够坐得住？又如何能够冷静下来进行自己的观察和研究？

    那两年，我可以说是拼了老本捍卫中国的尊严，有记载的就包括我和美国国防部将军们、中央情报局外围研究人员、台湾国军访问学者、来访的陈水扁（当时的台北市长）等等讨论和论争的记录，我听到任何一个非中国大陆人在我面前批评、攻击中国，就会毫不犹豫地跳起来，根本不管他们是善意还是恶意，也不管他们攻击和批评得是否有道理，总之，中国人的事，我们会处理好，不用他们管。我用我有限的知识，与他们抗争，经常搞得面红耳赤，很多时候是不欢而散的。

    当时就有几年前来美国的华人朋友婉转地劝我，小杨（那时我还是小杨呀），你不是公派，也不是拿人家的钱，却在一个研究机构为中国政府声嘶力竭地辩护？你是何苦？你也不觉得累？你看看周围的华人，有几个像你这样？你现在是在美国，赚钱要紧，再说，你今后还要在这里定居下来，何苦和美国人作对？你也不害怕吗……

    华人朋友说这话，现在的愤青朋友可能不理解，要知道，一个中国人到外国首先应该是生存，而我当时在研究机构是根本无法赚钱的，如果没有资助（例如来自政府或政府附属的研究机构，或者一些NGO），任何人都不会傻到在研究机构混。事实上，在中美台关系最紧张的1996、1997两年里，整个华盛顿最有名的研究智库，像我这种大陆来的中国人就我一个，找不出第二个。当然也有一些公派的、拿着大陆纳税人的钱过来的学者和专家，他们大多在为自己打小算盘，很少有我这么积极的。

    可我乐此不疲，也不害怕，为什么？第一，我觉得有意义，因为我在为祖国辩护，就像我当时在国内做的一样，浑身是劲。第二，我有愤青的激情和热情，我是愤青我怕谁？当然我得承认，在世界反华的大本营美国为中国辩护，确实是很辛苦的，加上我的知识有限，水平不高，那场景可想而知了。可我还是像唐吉珂德一样，充满激情，于是，在华盛顿离白宫只有一条街道的办公室里经常上演一位愤怒的中国青年舌战美帝将军和学者们的场景。

    现在，我早已经过了愤青的年纪，也不再是当年的愤青了，但我始终认为，愤青心中那股憋不住的爱国的热情和对一些自认为邪恶事物的愤怒还是有可取之处的，他们的问题是既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爱国，也没有分清哪些才是真正的邪恶。

在美国，我找到了为中国辩护的最好办法

    和现在的愤青一样，当时的我听到那些批评中国，说中国不好的话，总要跳起来辩护。也和现在的愤青一样，都或多或少受到知识和经历的局限，经常结结巴巴甚至理屈词穷。例如，我现在写文章针砭中国时弊，总有愤青过来叫骂，其实，我的文章当然有不足之处，而且由于经常是在飞机火车上一蹴而就，漏洞很多，有些观点也只是一家之言。你如果知识积累多一点，经历再丰富一点，很可能对我言传身教一番，我也会虚心倾听。可是，所谓愤青也就是只知道愤怒而不懂得讲道理的，在他们那里，爱国、爱党和热爱社会主义这些概念都被烧红的烙印硬生生的烙在了当时还没有发育好的大脑里，使得他们自小就认为尿布里渗出的都是真理。

    这在中国目前还行得通，例如在当今网络上，愤青们仍然占据了“政治正确”的高地，大多网站和论坛管理员一般不会删除愤青的帖子，要删，也是删除那些激起愤青愤怒的帖子。

    可是现实可不是网络，特别是在美国，当一名愤青可不那么容易。在美国呆了一段时间，我已经发现不分青红皂白地为中国辩护不但让我感到力不从心，而且美国人也失去了兴趣。不过，美国人可没有失去批评和攻击中国的兴趣。所以，作为愤青，我还得愤怒，还得战斗。

    好在，我很快找到了更好的办法，那就是不再干巴巴地为中国辩护，而是以毒攻毒，转守为攻，主动批评和攻击美国！

    一旦找到了突破口，简直是如虎添翼。说实话，为中国辩护我力不从心，但批评和攻击美国我则是得天独厚，很快我所受的教育就派上了用场。从此以后，当美国人批评中国人权的时候，我立即攻击美国的人权——呵呵，想起来，我比咱们的外交部长更早地使用“美国的人权也不咋样……”这样经典的句子。

    当然比起国内的愤青，我确实有一定的优势，我在国内外的经验都丰富，体制内、体制外都混过，对美国的社会也有不浅的认识，加上我拿得起，放得下，心无成见。静心比较一下，我确实可以找出美国政治和社会中存在的很多的弊端和弱点。例如，虽然我也承认美国人的核心价值观是人类历史上最接近完美的一种价值观，但对于他们向世界各国推行这种价值观的方式方法，以及那种让全世界都以我为中心的老子天下第一的做派很不以为然。记得当时我曾经指责美国人在处理其他民族文化和宗教问题上过于简单，有时又偏激，并直言这样会引起极端主义的报复。美国人都是一笑置之。可是，我就感到很紧张。于是，找个机会把儿子从华盛顿送到澳大利亚。结果，在送走后的第二年，在我华盛顿住处窗口所及的地方，一架被恐怖分子劫持的飞机撞在五角大楼上。

    后来我继续告诉华盛顿的美国朋友，如果你们不改变一下处理国际事务的方法，建议他们自己也赶快搬离华盛顿。我说，在全世界都在学习美国的核心价值观的时候，美国人最好能够学会与全世界人相处。否则，等到核子武器很容易制造的时候，我担心华盛顿迟早会被袭击。

    这只是一个例子，事实上，我很多对美国的批评甚至攻击并不是没有道理的，而且，让我感觉到自己批评美国有道理的正是美国人自己。我以前就说过，我并不是学人，也不知道如何搞研究。我一下子到了那样的顶级智库是有点手忙脚乱的，加上我见人批评中国就跳起来反击，结果，一开始并不顺利，也不受美国人重视。可是，恰恰在我开始把心思放在如何找到美国的弊端和弱点并揭露、批评它后，美国人对我也开始刮目相看了。

    就在要离开理事会时，竟然有好几个研究机构包括海军的研究机构邀请我加入他们的研究项目，这可是大出我的意料。可我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就是有自知之明，我一看研究报告就头大，哪里能够参与一些重要的研究项目？可是人家美国人就偏偏要请我——才三十出头，学历没有学历，知识没有知识，也就一喜欢观察的愤青，人家美国人看重了我什么？

    原来他们看中的竟然是我那逢美必反的愤青性格，以及批判美国政治和政策的独特角度，哈，他们竟然要出钱让我攻击他们，愤青当到这个份上，夫复何求？！

我为什么不再批评美国

    美国人对我另眼相看的原因，那就是我费尽心机，找出被他们忽视的弊端和弱点，对他们提出批评和攻击。当时中美关系很紧张，虽然中美之间有学术交流也有高层和民间往来，但像我这种总是把眼睛盯住美国的各种缺点的愤青并不多，至少到美国这种高级研究智库的就没有几个。而美国人也发现，在研究中国的时候，不能像以前一样只注重高层和学术界、军界的反映，也需要听一下来自民间的声音，包括来自愤青的叫嚣。

    那一段是很牛的，我参与各项研究项目的主要工作就是找到项目的漏洞，也是美国的各项政策和策略中的弱点和缺点，然后来一通冷嘲热讽。想一想不可思议，前段时间，我自己出钱为中国辩护，现在美国人出钱请我来批评和攻击他们。

    当然我也不是一般的愤青，要批评美国，而且要批评得与众不同，可不那么容易，毕竟美国人好像从上到下都在批评自己的国家和政府。和美国人比起来，我显然有他们无法企及的经历和知识，这种经历和知识在很多场合显露出来。
   
    记得1998年底，在美国国防部、情报部门、大西洋理事会和华盛顿大学（乔治华盛顿大学？）联合举办的一场模拟战争游戏中，我的意见让美国军事专家大吃一惊。这是一场模拟朝鲜突然出兵南韩，中美介入朝鲜半岛的模拟战争。我当时分配的角色是南韩情报部的首长。由于对这种理论推演游戏并不熟悉，我一开始比较被动，但很快就进入角色。

    进入角色后，我马上就发现设计这场模拟战争游戏的美国人对中国很多方面的无知，以致在他们玩得正开心时，我不客气地打断他们，指出他们犯下的两个致命错误，这两个错误直接导致了他们整个游戏的错误发展方向，最终使得这种严肃的模拟战争推演搞得真如一般的游戏了。我的美国朋友听得目瞪口呆，后来还派专家专门过来向我请教……（删除54字）

    美国人目瞪口呆的同时，我也突然清醒过来，我这个愤青在干啥呢？在骨子里我对美国是不满的，嫉妒它比中国强大，比中国富有，（更不用说西方人那种根深蒂固地看不起中国人的德行）所以我才是一个愤青。批评美国，是我到美国后找到的为中国辩护的最好的办法。可是，我不是刚刚到美国，我现在心里已经慢慢明白了，我这样批评美国并不是在为中国辩护，而是在帮助美国，为美国人民效劳呀……

    那时我在美国也呆了好长一段时间了，为了学好口语，每天晚上趴在电视机前从一个时事节目换到另一个时事节目，没有时事节目了连脱口秀也不放过，看了这么久的美国电视节目，再顽固的人也不能不承认：美国媒体上几乎所有的时事节目都是批评美国的，不是批评美国政府，就是批评美国社会，或者其它什么的，歌功颂德的只有政党花钱买的竞选广告，没有人看。

    再追溯远一点，美国两百年的历史，——以致资本主义两百年的历史，不是一直在这种批评中发展和前进？美国的制度有什么了不起？从他第一次设立时候看，几乎千疮百孔，连奴隶制都无法废除，可是，这个制度最大的优点就是允许来自民众的批评和监督，这个制度本身也在批评和攻击中不断改进和完善自己。

    顾准不是在多少年就发现了资本主义的这一特点？而我却要等到多少年后飞到美国，住在那里，到白宫附近的研究所上班，每晚坐在电视机前，才逐渐体悟到这个道理……大概就是从那时开始，我逐渐意识到美国国富民强、社会和谐、政局稳定的根源，不是因为他们有飞机大炮和核子武器，不是他们政府控制媒体搞强力宣传，也不是他们可以印刷美元，而是他们把批评这个武器交给了人民，交给了媒体，用批评来监督政府、当权者和各种利益集团，从而使美国的制度可以不断完善，永远不会过时，更不会无法与时俱进。

    现在来促使美国更加强大和完善的人中又加了一个来自中国的愤青——杨恒均，呵呵，青年朋友不难想象我当时的心情吧。在西方国家赚钱有很多方法，搞研究是赚得最少的，我之所以不选择更赚钱的职业而在这里批评和揭露美国，总以为是在维护中国，觉得很有意义，可哪里想到，我这个愤青一直在为美国服务？

    为美国人民服务，未尝不可，可在骨子里，我就一愤青，如果批评一个国家能够让它不断改进，能够让它越来越强大，我没有理由去批评美国，对不对？如果批评这个武器能够让一个国家强大，那我也应该批评中国而不是美国，对不对？

批评中国而让她不断进步就是最好的爱国

    听起来是不是特幼稚？哈——没办法，当时就这样想的。现在写下来，觉得逻辑简单得有些可笑，其实人生并不复杂，支撑我们一生的道理就那么简简单单的几条，再说，这也是我如假包换的心路历程，没必要掩饰，也没有必要添油加醋。

    一旦意识到批评美国并不是在为中国辩护，而是在为美国人民做贡献的时候，我也就失去了任何批评美国的兴趣，毕竟这不是我心目中的祖国。再批评下去，不停帮他们找弱点，找缺点，敦促他们改正，靠，那中国不是要和美国差得越来越远？在愤青眼里，不远万里来到美国帮助他们建设和谐社会，才是汉奸行为呢。

    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也曾经独自思索，我一听到人家批评中国的任何事情就暴跳如雷，真是在维护祖国吗？当时我心里是不是真认为中国什么都好，没有必要改进了？或者是因为后来我出国了，看到了一些在国内看不到的，开阔了眼界，作了对比，才发现中国其实有很多值得批评，需要改进的。这种情况可以从两个角度去解释，第一是我以前在国内被洗脑了，对西方很仇视，这次在国外看到了一些好东西，想带回国内；第二就是我在国外时被洗脑了，或者说精神被污染了，被弄得有些资产阶级自由化了。

    不管是哪一种解释，事实是，到此时，我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知道读我这篇文章的不仅仅是青年网友，也有一些老师、学者以及我的同辈人，他们中一定有一些人会冷笑着说，杨恒均，你丫的也太幼稚了，你亲眼见证了1987和1989年，又亲身经历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贪污腐败，你竟然直到1997年后思想才发生变化？

    这里我要坦白地承认，是的，比起很多靠读了启蒙的书就能够从善如流的老师们，我真是惭愧得很，我有点愚笨，而且有中国农民的顽固，要接受新事物总需要眼见为实，可谓不见棺材不掉泪。虽然在大陆时，我也对丑恶现象发几句牢骚，但在骨子里，我不但不知道如何避免这些丑恶现象，而且我自己也和这些丑恶现象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很难让我靠他人的几本启蒙读物就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到了国外，到处流浪，再次回到大陆，加上读了几本书，我的思想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变化当然很多，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对批评在政治和社会进步中作用的看法和认识。我认为西方思想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善于批判。资本主义最伟大的地方就是不限制对它自己的批判，两百年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也就是批判的历史，越批判越改进，也越进步。在美国和西方国家，政治权威是所有批判对象中最大的目标，其他的最重要目标还包括所有的既得利益者。

    当我在自己切身观察中发现这种充斥在美国政界和社会各层的批判正是帮他们克服一个又一个危机，解决了一个又一个专制国家无法逾越的困难时，我就自然而然地联想到中国的历史和现实。

    且不要说太远的历史，就拿1949年以后的历史来说，凡是民众和知识分子失去了批评当权者的能力的时候，就是我们民族遭受最大苦难之际。和年轻的网友说，我想就算我们抛开政治制度不提，仅仅从我们建国后的历史看，大家不会不注意到，每一个民族灾难降临之前，其实都有微弱的批判的声音，这种声音总是被打压下去之后，灾难就接踵而至了。

    有人说，现在情况和以前不同了。其实，历史都是很相似的，在某些方面可能不同了，但在大多方面还是一样的。当今的中国经济发展迅速，人民生活改善很快，但是不是就没有问题了？没有值得批评和改进的地方？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中国还有太多的问题需要改进，而且有些大的弊端，如果不引起重视，中国迟早会重返历史的怪圈，重蹈历史的覆辙。什么覆辙？我说不好，但可以告诉大家一点作为参考，中华两千多年的历史，很多时候都走在世界前列，也比世界其他地方富裕和繁荣，但一次又一次被打回到原点，而且每一次都伴随着动荡、分裂和残杀。以致到今天我们国家还是地球上发展最落后、人民生活水平最低、贫富差距最大、贪污腐败最严重和人的尊严最不受重视、人权状况最堪忧的地区之一！

    中国在进步——从体制内到体制外，从外国到中国，我想没有多少人比我更加感觉到这种进步的存在——我自己包括我的兄弟姐妹都是这种进步的受益人，我为此无数次在内心欢呼。可是这种进步是不是和历史上屡次出现的那种短暂进步一样，随时会因为根子上的东西和积重难返的积弊而土崩瓦解，回到原形？

    中国政治和社会问题之多之大，都是世界上其他地方无法看到的，也是我们历史上不多见的，这样的发展能持续多久？和谐社会能够这样维持吗？利益集团真能够用一手遮天的办法取得长治久安？

    爱国有很多方法，工人在捣腾中国制造，科学家在搞科研，士兵在准备打仗，间谍们在四处窃取科学技术和政经情报，学生们在认真读书，海归们一边赚钱一边把海外学到的科学技术传播到祖国……

    至于我，我能够想到的最好的报效祖国，热爱国家的方法，就是发挥我之所长，批评它各种不足之处，揭露邪恶的东西……

我害怕吗？

    常常有人问我，在网络上写文章，最让你难过的是什么？最让你快乐的又是什么？我说，最让我难受的是我失去了一些朋友，而最让我高兴的则是我得到了更多的朋友。

    ——我失去了一些老朋友，特别是那些还在体制内，在共和国各个要害部门工作的至今已经都在领导岗位上的老朋友。我失去他们是因为我的文章在他们看来太敏感、太危险。这让我感到不爽，也感到很遗憾。

    当然，这一不爽和遗憾与写文章得到的“好处”是不能相提并论的——那好处是让我最快乐的。自从写文章后，我认识了更多的人，除了一些早就在我生活中出现但一致被我忽视的“小人物”外，还有大量的网络朋友从虚拟的世界来到我现实的生活中。他们愤怒我的愤怒，希望着我的希望，也给了我最大的鼓励。

    顺便说一下2007年初的一件事，当时在广州和沙叶新老师聚会，我说，好久没有看见沙老师的著作了。我还根据沙老师的丰富经历、敏锐的观察和风趣幽默的风格断定，他如果写长篇小说，一定很棒。沙老师透露他正在写一部长篇小说，只是又叹息道，时间太少了，还有很多东西要写。

    我很不以为然，我当然知道要想创作长篇小说，必须停下手头其他的创作，完全沉入其中，不可能兼而得之（所以就连鲁迅，也无法写出真正的长篇小说，因为他要不停地写一篇又一篇的杂文）。我当时就对沙老师说，你少写点其他的，特别是博客文章，集中精力写小说。我这样说，是很希望像沙老师这样的人能够写几部反映当今现实的传世之作。

    我话音刚落，沙老师叹道，那些小文章我确实没有时间写，可是……看看博客上网友的支持，总感到不能不写……

    沙老师的话大概是这个意思，我当时还无法完全理解，因为我不但自己没有亲自开博客，而且也很少到其他人的博客去看。一个星期后，我上到沙叶新老师的博客，看到的是每一篇文章都有那么多读者在支持，每一篇都有那么多网友热情的留言——我理解了沙叶新老师的话。

    当然我真正理解沙老师的心情却是要等到后来我在和讯和网易博客逐渐凝聚了一批读者之后。看到那么多的读者给我留言，表示理解和支持，我竟然有了几个月前沙叶新老师讲过的一模一样的处境和心情：我的长篇小说《情报局长》已经拖延很久了，但我不会停止博文写作，因为我的那么多读者……

    2007年要结束时，我想用一句最恰当的话总结我的博客，按说博客是一个人在网络上的精神家园，但我想到的那句总结的话却是：我的博客是为你而写。

    这个“你”就是我的网络朋友们，我的信箱和电话几乎每天都能收到十几条网友发来的信件和短信，更不用说博客上成千上万的留言了。虽然我没有时间一一回复他们的信件、短信和留言，但每次阅读时，无论是批评还是表扬的，我都很开心，也很感动。

    只是在阅读有一种信件和信息时，我心中黯然伤神。那就是读者也许不止一次在我博客上看到过的诸如：“杨老师，你还好吧？”“杨老师，你的博客没有更新，担心你出事。”“请注意安全哦？”“你没有事吧？”
    ……，而那些从信箱和电话上发来的担忧就更直白了。好多读者看了我的文章或者发现我几天没有露面，就来信询问我是否安全，是否已经出事了，希望我保护好自己。
    为了安慰这些读者，我总是轻描淡写地回复两句，其实心情却很沉重的。有好几个读者还好奇地问：你怎么还没有出事？

    也许就因为我还没有“出事”，又有一些网友就来信问了：你整天写这些文章，你难道不害怕吗？

    我害怕吗？如果说不害怕，那肯定是假的。批评当权者和利益集团，不要说是在中国，就是在西方发达国家，也是要冒一定风险的，何况是在中国这种视批评如洪水猛兽，在共和国历史上一度把批评者当成反革命抓去坐牢，喉咙割断装上钢管，甚至枪毙，或者让他们无声无息地消失的地方，我能不害怕吗？

    然而，我能克服这种害怕，那是因为在我内心，我一直坚信自己这样畅所欲言不但不是在干坏事，而且我是在为中国，为社会，为人民做我力所能及的好事。如果我一眼看出来的弊端，而且是很容易能够消除的弊端，我都闭口不说，我还是“愤青”吗？我对得起生我养我的祖国吗？

    一个社会出现愤青不可怕，可怕的是出现一批批麻木不仁，不但不敢愤怒，而且连同情、爱和恨都不再能够自由表达的社会。

    我仍然是一名愤青，只是我已经知道该对什么样的事情表达愤怒；我仍然把爱国不但常常挂在口头，而且也时时放在心里，只是我认为自己更清楚什么叫爱国，以及如何去爱国；我当然也知道害怕，只是，还有更让我害怕的——

    我当然知道害怕，而且，我也感到最近一些地方的腐败分子和某种“黑恶”势力正渐渐逼近我。在这种“黑恶”势力嚣张的地方，一个普通小民如我是会分分钟陷入困境甚至绝镜的。更何况，我杨恒均一向放荡不羁，我行我素，被我触怒的“黑恶”势力真要下手，可以说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我也就只能束手就擒了。所以说，如果说自己不害怕是假的。

    可是，在心底里，我相信无论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一定有更多理解我的，支持我的。中国需要一次新的思想解放，而这思想解放中最需要解放的就是当权者对于民众的批评和舆论监督的成见和束缚。而且，我坚信，以胡温为首的新一届党和国家领导人，一定会以更加宽容与和谐的态度来对待批评和监督，把政权和利益集团置放于人民的批评和监督之下。也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才能真正达到和谐，中国才能走出几千年都无法走出的死胡同和可怕的怪圈。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没有什么好怕的，我也不必为自己的安危而担心，但，我却有了另外一种害怕——那就是那么多体制内的朋友因为我写文章而离开我，让我感到害怕！

    还有，我对那么多网友为我的安全感到害怕而害怕！这些网友中有些竟然是年岁非常小的，这让我愈益感到害怕，为我们的社会和青年而感到害怕！

    我很想知道：是谁，又是用什么方法，把那些害怕注入你们的血液？烙进了你们的大脑？

    我只希望，以我的不怕，能够帮我众多的亲爱的网友消除他们心中的害怕。

2008-1-27 于湖北随州

陈升+刘佳慧-One Night in Beijing@1999跨年演唱会

    第一次听说百花深处，是因为陈升的一首《北京一夜》，歌中那段女声的京剧唱腔简直是神来之笔。“散客们带上地图和指南针，向北京胡同出发，一心想要‘迷失在百花深处’。”某港台媒体如是说。 

    据说，明代万历年间，一对年轻张氏夫妇，勤俭刻苦，在北京新街口以南小巷内，买下２０余亩土地，种菜为业。数年后，又在园中种牡丹芍 荷藕，春夏两季，香随风来，菊黄之秋，梅花映雪之日，也别具风光，可谓四时得宜。当时文人墨客纷纷来赏花，这个地方就被称为“百花深处”。张氏夫妇死后，花园荒芜，遗迹无处可寻。这个地方变成小胡同，百花深处的名字，也流传至今。 

    正如陈升所唱的，百花深处胡同里还真有不少面容安详的老人，他们或者就坐在胡同里的家门口，或者站在胡同和另一个胡同的交叉口，拄着拐杖，微微地驼着背，就那么静静地、长久地看着天上忽忽盘旋的白鸽。 

    老舍写道“胡同是狭而长的。两旁都是用碎砖砌的墙。南墙少见日光，薄薄的长着一层绿苔，高处有隐隐的几条蜗牛爬过的银轨。往里走略觉宽敞一些，可是两旁的墙更破碎一些。”这是那个年代的百花胡同。如今的百花深处却很热闹，很ＰＵＮＫ，胡同的西部入口两边的墙上都画有ＰＵＮＫ的人像，涂着“ＢＥＩＪＩＮＧ ＰＵＮＫ”，这里已经成了许多音乐爱好者的经典留影地。行人骑车过，成了虚影，与清晰的留影者和墙上的ＰＵＮＫ涂鸦一动一静，感觉像是另一种形式的摇滚。 

地址：百花胡同，东起护国寺东巷，西止新街口南大街。在和平里下车，问问那里的居民，基本上每个人都能热心地为你指明胡同的详细位置。 

不敢在午夜问路，怕走到了百花深处 
　　人说百花的深处，住著老情人，缝著绣花鞋 
　　面容安详的老人，依旧等著那出征的归人 
　　　　　　　　　　　　　　　　　　　　　　——陈升《北京一夜》   

　　很多人推荐过护国寺旁边的一条胡同，因为它的名字叫做“百花深处”。胡同名字来源于明朝的一对夫妇，曾经在这里种过花。后来陈升写了《北京一夜》这首歌，里面提到了这个胡同，顿时使它在年轻一代中名声大躁。 
　　可惜这的确只是一条普通的胡同，连蓄意改造的“伪古迹”都没有。也许缝着绣花鞋的老人，本来就不是轻易能看到的吧。 

    在数不清的胡同中，若问名字取得最好的是哪条 据我看，北京城中有一条极窄的小胡同。您若不信就顺着新街口南大街往北走,由于胡同窄，因此不易被发现。它叫“百花深处”。光听这名字就能令人产生无限遐想。有说清代乾隆年间的种花人在巷子口儿悬挂过“百花深处”的匾额；也有的说，早年间有张姓夫妇在此居住，极善种花。花草繁盛四季竞艳，引得文人雅士前来观看，久而久之就留下了“百花深处”的名字。总之，无论怎么说这美丽的名称算是传了下来。 

-------------
另一：
这首歌中含有十分悲凉的气氛，以至于有些网友觉得这首歌中“鬼气”十足。
歌词描绘了两位有情人，尚未成亲，因为男人被迫应征出城远到塞外征战，女人在家中苦苦等候的情景。没想到，这一等，竟是一生。数十年后“面容安详”的老妇人仍然在“百花深处”缝着绣花鞋，等候着出征的心上人。
可是，出征的情郎早已战死疆场，他那苦苦思念的魂寄托在狼的身上，在数十年长途跋涉后回到了家乡的城门外。歌中唱“...在寒风起,站在城门外,穿着腐蚀的铁衣,呼唤城门外，眼中含着泪”，那是怎样的一份哀怨和悲凉，“我已等待了几千年为何城门还不开”。而城里的老妇人也在苦苦等候着“我已等待了几千年为何良人不回来”，但是现在却是人鬼殊途，唯有那一份缠绕了一生的情，“不想再问你你到底在何方，不想再思量你能否归来呖，带着你的心想着你的脸，想捧在胸口能不放就不放”，想捧在胸口能不放就不放！！能不放就不放！!

--------------

   《北京一夜》的创作过程，带着宿命一般的戏剧性，陈升带着不可思议又莫名其妙的表情说：“回过头来看看，好像《北京一夜》不关我事呢，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我写的，乖乖侬的咚。”陈升回忆，当时去北京的百花街录音棚，只是为了给电影写配乐，但他与编曲人李正帆却始终不能找着感觉，“但那时全世界都知道我在北京录音呢，要是弄不出好的东西，我还不如自杀算了。”碰巧一天两人在路边吃涮羊肉，当时陈升已经想好要打包回台湾了，一边懊恼一边用闽南话哼出“为何在北京”，像极了英文的“ONENIGHTINBEI－JING”的发音。坐在一边的李正帆大叫好，而陈升却以为他开玩笑骂道，“去死吧”，最后在李正帆的强烈要求下两人回录音棚将简单的几个小节转化成一首经典之作。  

   “十里楼台倚翠微，百花深处杜鹃啼。殷勤自与行人语，不似流莺取次飞。惊梦觉，弄晴时。 声声只道不如归。天涯岂是无归意，争奈归期未可期。”第一次读到“白花深处”就是在晏几道的这首词，当时已经觉得美了。多年后，听到《北京一夜》，听到了百花深处胡同的故事。明代万历年间，一对年轻张氏夫妇，勤俭刻苦，在北京新街口以南小巷内，买下20余亩土地，种菜为业。数年后，又在园中种牡丹芍药荷藕，春夏两季，香随风来，菊黄之秋，梅花映雪之日，也别具风光，可谓四时得宜。当时文人墨客纷纷来赏花，于是这个地方被称为“百花深处”。张氏夫妇死后，花园荒芜，遗迹无处可寻。这个地方变成小胡同，但百花深处的名字，却一直流传了下来。 

   数百年后百花深处还在，只是我们再也看不见“捧着绣花鞋的老妇人”，“把酒高歌的狼族”，也听不见千年等待城门打开的呼唤。曾经是风云集散之地，曾经是文人名优之家，夜空中都荡漾着咿咿呀呀的管弦丝竹。那斑驳残缺的琉璃瓦、那早已落了漆的朱红木门、那胡同深处的叫卖声，那旧砖墙上的青苔，那燕京的繁华旧景背后的无疾而终的爱情，那暖酒愁肠的少年情怀，跟着陈升我回到那个峥嵘的岁月。没有喝酒，却已经惶恐迷醉。 

   非常非常喜欢陈升，他的歌更多弥漫的是中年男子的寂寞和忧伤，轻描淡写地调侃着人世的无情与人生的无奈，用最平淡平凡的言语将人在不知不觉中打动，触动往往是人心灵最柔软的地方。听说这首歌，是他录了音以后，喝高了，跑到地安门一带逛了一圈，忽然找到的灵感。这次他触动的是民族伤心的魂，多少游子散客在听到它时被那个丝竹侵耳的老北京迷醉，拿起行囊，来寻找百花深处的花香，又有多少人是失望而归呢？在这片灯光越来越多的土地还有多少京味呢？陈升的酒后之作，勾起多少人对那个北京的哀思，我便是其中之一，想迷失在百花的深处做一场红颜白发的旧梦，听一听胡同的吆喝，闻一闻京城里的淡淡墨香。只能跟着陈升的高歌、刘诗惠的京腔做一场梦罢了。现在的北京太过轻佻。 

   当年为建地铁拆到北京的古城墙时，许多北京市民纷纷把拆下的城砖抱回家中保存，做为留念。随着城墙的倒掉，我仿佛听到历史裂掉的声音。老舍描述百花深处时写道：“胡同是狭而长的。两旁都是用碎砖砌的墙。南墙少见日光，薄薄的长着一层绿苔，高处有隐隐的几条蜗牛爬过的银轨。往里走略觉宽敞一些，可是两旁的墙更破碎一些。”陈凯歌在《十分钟，年华老去》里的一个短片《百花深处》，为我们呈现的是一片废墟，”拆“字触目惊心， 林徽因曾说：“有一天，他们后悔了，想再盖，也只能盖个假古董了。”后悔了吗？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前尘旧梦、物是人非。 

   多年以后，陈升酒醉误入百花深处做了一场未完的梦，却让听者听痴了，不见了淡定从容。梦醒之后，千年之后的城门还是不开，良人还不归来，不小心为这个城市留下许多情……

5月15日，张春梅被抬出废墟。经过专业救援队员近6个小时营救，双腿被压在水泥横梁下的汶川县映秀小学四年级学生11岁的张春梅被安全救出，并被送上直升机转运成都接受治疗。 新华社记者袁满摄

历史将永远铭记这一天。

公元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中国四川省汶川县发生7.8级地震。当沉重的自然灾难又一次不期而至，大半个中国随之震颤，13亿中国人为之挂牵。

从年初席卷南中国的暴风雪，到“藏独”势力的疯狂叫嚣，从阜阳EV71病毒的肆虐，到胶济铁路列车相撞的伤痛，接踵而至的灾难，似乎注定2008将令中国人刻骨铭心。

其实，地震撕开的不只是四川盆地边缘那个巨大的断裂带，更是中华民族的伤口。上万人伤亡的代价，让这个民族正在经受一场前所未有的考验:反应速度，救援能力，卫生防疫，人心向背，社会稳定……每一个名词都是一道关口，每一个命题都是一次大考。试卷已然摊开，答题者却不仅仅是前方的救灾勇士，还包括在这片土地上的每一级政府、每一个社团和每一个公民。

《左传·昭公四年》早就说过:“邻国之难，不可虞也。或多难以固其国，启其疆土；或无难以丧其国，失其守宇。”当国家民族处于多灾多难的非常时期，往往会激起人民发愤图强，团结一致，战胜困难，因而使国家更加强盛。

我们渴望天佑中国，但我们也深知“多难兴邦”的这个道理。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民族，都无可避免地要经受一些考验。而在过去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虽历经沧桑，饱受磨难，但每一次都能以这个民族特有的勇气和毅力化险为夷，战胜困难，并在五千年后依然昂首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既然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就不必担忧心志之苦、筋骨之劳、体肤之饥。因为磨难意味着这个民族将更加坚强，挫折则可以促使我们团结一心风雨同舟。

从地震发生后的情况来看，时下的中国正迅速汇集成一种强大的力量。从江湖之民到庙堂之官，从南国大地到长城内外，很多人因牵挂灾情彻夜难眠，很多人相互鼓励着踊跃捐款。我们不只是祈祷上天的眷顾，我们更冀望彼此的关怀和温暖。“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不再只是枯燥的口号，而千千万万颗火热的心一起跳动的最好载体。

我们似乎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团结，很久没有发现自己对这片土地深沉的爱恋，很久没有感受到人与人之间那些曾被忽略的充满真诚和友爱的光辉。我们也很久没有这样用坚强代替泪水，用微笑迎战不幸，用体贴温暖彼此的机会。而这一切，在2008年，当雪灾、“藏独”、疾病、地震先后袭来时，我们肩并着肩找回了这份感觉。

在前往四川灾区的飞机上，温家宝总理号召全国军民团结一致，众志成城。说这句话的时候，总理在前面用的第一个称谓是“同胞们”。这是我们如此熟悉却又暌违已久的三个字，当灾难面前再一次从共和国总理口中说出时，其分量和内涵已非简单的文字所能概括。

是的，这已不是我们第一次面对苦难，但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接连遭遇重大风波，至少在最近几十年来也并不多见。遥想并不久远的几天前，我们还在为邻国的暴风骤雨祈祷，而今，来自全球各个角落的支持正源源不断地汇向中国。灾难，让全世界感同身受。

当我们将地球称之为“村”的时候，“村民”就已经不再只是单独的个体，共同的命运已将国与国的关系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尽管自然灾难和战争威胁一样充满了不幸，但前者却可以在不幸之外让人感受到一抹温情，在灾难面前，人类的悲悯情怀环球同此凉热。

四川大地震发生后，多个国家表示愿意支援中国抗震救灾，不少国际政要给中国领导人发来慰问电函，物质与精神的雪中送炭，在余悲之后，看上去正在使世界变得格外美好。美国总统布什发表声明说，“美国人民的关心和祈祷与中国人民同在”。白宫女发言人佩里诺则表示，美国与中国人民有着友好关系，“因此在这样的患难时刻我们可以走到一起、互相帮助”。

“中国地震激发全球大团结”。如果仅仅从政要往来上评估法新社的这个判断，或许还欠缺一点什么。但与政府间协助相比，来自他国民间的善意和鼓励，却更让我们感受到了这种团结和温暖。

在日本网民聚集的论坛，中国大地震新闻后面的长长跟帖中不再只是火药味十足的挑衅，而是充满了友好的希望和祈祷。“老实说，我对中国意见多多。但是，面对自然灾害时，各国应该互相协助。这不是什么说反日、反中的时候，对于自然灾害，我们必须齐心协力共同应对。”“阪神大地震、新潟大地震的经验，日本的救助技术，应该可以在这类灾害中发挥作用。不管政治局势怎样，中国又是我们的邻国，时间紧迫，不要再说什么他们反日什么的了，日本政府应该尽早派遣救援队伍。”“对于地震大国日本来说，这不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事…… ”日本网友类似的留言，很自然地传到中国网民耳中。此时此刻，相互攻击和谩骂变成了共同为地震中的生命祈祷，中日民间的善意至少在灾难面前达成了难得的统一。

其实，不仅是日本，俄罗斯、美国、加拿大、印度、英国，不同国家不同肤色的人们，都在这一刻祝福着中国，祝福地震灾区的人们幸福平安。“我对遇难者的家庭表示真诚的哀悼。一定要坚强，我相信中国政府一定会尽最大努力来减少影响。我为你们所有人祈祷。我相信中国人的恢复能力和忍耐力。”一名为MK的加拿大网友给中国人加油打气。

关爱能让人间更加美好，强有力的救援和领导则可帮助我们战胜困难。所以，当冰雪阻断归路，我们没有放弃；当圣火遭遇屈辱，我们团结反击。如今，当地震撕裂大地，我们仍要以这样一种声音告诉世界:中国人将依然与坚强同在。(记者 晓德)

我也快笑得背过气了。。。

    2008年2月出刊的《传媒》杂志，刊登了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行政总裁刘长乐，在“首届中国传媒领军人物年会暨第三届中国传媒创新年会”上的发言。结合做记者、办媒体20多年的经历，刘长乐认为，中国媒体当前需要三种力量：视力、实力与压力：

    －－视力，就是看得远，看得深，看得透，看得细。

    首先，媒体应成为思想解放和观念变革的先导。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媒体一直担任着瞭望者和领航者的重要角色，表现可圈可点，但是必须看到，30年来诸多理论与观念上的障碍还在迟滞着中国的脚步。中国媒体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抓住历史赋予的难得机遇，改变那些简单、片面、似是而非的观念，梳理那些对中国社会变迁具有根本性的重要问题。比如，从只重制度模式到更重价值取向，从不同社会制度的绝对对立到包容制度的多样化，从动辄就问姓“社”姓“资”转变为“发展才是硬道理”；从狭隘的“公”、“私”二分法转变为多维视角，从而使整个社会形成共同的价值观，懂得中国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其次，通过媒体的力量，促进社会平等地保障民众的自由与权利。这是中国成为世界性大国的关键环节。凤凰卫视有一个新闻理念叫做“以善意揭示真相”，换句话说，我们还原真相的规则，是善意、稳妥、中立、建设性。凤凰卫视的《冷暖人生》、《社会能见度》、《文涛拍案》等节目，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把所谓的“灰色地带”变成“透明地带”，给每个生命以应有的尊严。通过维护社会正义、社会道德，促进民生问题的妥善解决，展示中国以人为本的国际形象。这些节目得到了中国政府和民众两方面的认可。

    第三，永恒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世界金融巨子老摩根说过一句让人难忘的话：“财富应该掌握在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手中！”作为媒体人，我们应该说：“媒体应该掌握在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手中！” 责任感和使命感能使我们透过红尘之中那些令人迷乱的种种现象，看到问题的本质，就不会以“裸体加尸体”等哗众取宠的短视行为办媒体。无论我们的愿望是提高中国的文化竞争力，是向世界发出华人的声音，还是强化国家的软实力，都需要我们首先具备让世界尊重的品德、诚信和行业规则，这就是对良知的追求与传播。

    第四，具有世界眼光。从以前的了解世界变为熟知世界，从局外人到入行、入流，中国媒体应该敢于叫板世界一流媒体，并瞄准它们设立自己的考核指标。与西方媒体相比，中国媒体的实力和声音相对弱小，但如果拥有强烈的进取心，照样能在重大新闻事件中有上佳表现。凤凰卫视在“9·11”事件、伊拉克战争、莫斯科别斯兰人质事件、西班牙列车、伦敦地铁遇袭案和印度洋海啸等事件中，均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发回独家新闻。这种文化自信，使我们有了把握未来文化走向的信心。我们知道自己“从哪里来”，更清楚自己“到哪里去”。

    －－实力，就是媒体的知名品牌、强大的影响力和很强的盈利能力。

    现在中国有些报刊的宣传词里，称自己的发行量是世界前茅。这个话也对，也不对。说对，是因为它说出了一个真实存在的数字；说不对，是因为它远没有触及问题的本质。2007年，美国时代华纳集团营业收入447亿美元，约等于人民币3200多亿，这一数字与2004年中国文化产业3440亿人民币的总收入相差无几。时代华纳旗下有130种期刊，其中《时代周刊》年收入9.21亿美元，《人物周刊》年收入7亿美元。而这是中国媒体目前远远不能达到的。

  　知名度与影响力。虽然我们曾经为自己的“造星术”和收视率沾沾自喜，但我们不能不承认，中国媒体目前还没有真正拥有世界知名的品牌，中国媒体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一个真实的故事是，2001年凤凰卫视与央视合作进行“两极之旅”时，在南美的一些国家，许多人甚至不知道中国的存在。打造媒体知名品牌，首先要尊重和遵循世界通用的规则，用国际共通性的文化标准来进行传播，才能够和世界比较顺畅地对话和交流；其次，要满足中国人在社会发展中不断增长的对文化传播信息的需求，要保障老百姓信息安全和丰富文化的要求。如果我们想改变世界对中国的看法的话，我们首先需要改变我们自己的媒介。

    盈利能力。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文化作为软实力的主要载体，既是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方面，又是经济领域的一个重要贡献产业，体现为强大的生产力。据有关资料显示，当今美国400家实力最强的公司中，有1/4是文化企业，文化产业的年产值在20000亿美元以上，占到整个GDP的2l％（很多书籍和网上的资料称，美国的文化产业占GDP总量的20%以上，按此计算，应该是20000亿以上，而不是所谓的2000亿。2005年美国GDP为110,486亿美元）。美国拥有全世界75％的广播和有线电视的收入，85％的收费电视收入，55％的电影票房收人：55％的家庭录像销售额，全球一半以上的唱片收入以及35％的图书销售收入。

    前不久，台北城市负责人座谈会邀请我去谈一谈发展文化产业的思路。他们认为，优秀的文化不应该用来赚钱，也不可能赚钱。事实上，台湾文化中真正具有世界知名度的是流行音乐，它的成功经验靠的是两根梁柱，一个是美学创意，另一个是经管技术，二者缺一不可。台湾流行音乐人的活力与强势，恰恰是让市场养活自己。这才是最珍贵的优势。我的观点是，既然是“产业”，就一定要挣钱，要有经济效益。否则，我们的媒体永远不会有竞争的雄心与实力。

    －－压力，有两层意思，一是创新，二是用功。

    每一个以创造为职业的人，以创造为根本的媒体，都不得不承认，由于各种各样的限制或制约，我们经常会重复自己，会为灵感的匮乏而苦恼。媒体文字、图片、影像同质化的倾向越来越严重。比如“凤凰”推出了一个“老杨读报”的节目，结果全中国的电视台都开始读报，甚至连衣服式样都模仿。

    创新的动力与能力来源于自由地思想。邓小平先生说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知识有时候会造成一种障碍，要挣脱脑子里固有的观念，就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突破禁区，展示个性。我想，鼓励自由、活泼、宽松的思想，不轻易做出对或错的结论，提供新的空气与空间，容忍失败与失误，提高创意人员的地位与待遇，是创新的必备要素。

    好比鸭子划水，别人看着很轻松，其实有很多细节要处理。不用心的话，自己家里的事都会搞错。用功，是一种知识和思想的积累，是一种专心向深处探求的努力，是一种把想法、志向、目标一点一点付诸实践的执着。正如老子所说，大巧若拙。特别要克服逃避压力，投机取巧的浮燥心态，从平淡处做起，在细微处着眼，期望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的媒体成为多极世界中强有力的一极。

2008年布什国情咨文（中文全文）

美国国会山众议院会议厅

美国东部标准时间晚上9:09

总统：议长女士、切尼副总统、各位国会议员、尊贵的来宾以及各位同胞：

我第一次站在这个讲坛上向各位发表国情咨文演说是在七年以前。当时，我国经受了我们大家都无法预见的考验。我们必须就和平与战争、世界经济中日益激烈的竞争以及我国公民的健康与福祉作出艰难的抉择。这些问题要求我们展开激烈的辩论，我认为，可以公平地说，我们响应了这一召唤。而且历史将会见证，我们虽有分歧，但采取了果断行动。我们共同向世人展示了美国民治制度的力量和韧性。

我们在座的各位受命来到华盛顿都是要为民服务。这是这个机构的使命。这是我们的誓言的含义。这始终是我们应当履行的职责。

第110届国会采取的行动在其任期结束后仍将对我国的安全与繁荣产生深远影响。在这个大选年，让我们向美国同胞们表明我们深知自己的责任，并决心履行职责。让我们向他们表明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能在为赢得选票而竞争的同时为争取实效而合作。(掌声)

从扩大机遇到保护国土，我们已取得长足进展。但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而美国人民要求我们完成这些工作。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必须奉行那些把我国造就成一个伟大国家的原则。作为美国人，我们相信个人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并影响历史的进程。我们相信普通公民的集体智慧是我国最可靠的指南。因此，我们不论做什么，都必须相信自由的人民有能力作出明智的决定，并让他们有力量改善自己的生活和前途。

为建设一个繁荣的未来，我们必须让人民支配自己的钱财，并让他们有能力推动我国经济增长。今晚我们在这里集会之时，我国经济正处于一个充满变数的时期。美国的就业机会连续52个月持续增加，打破了历史纪录，但目前的增速有所减缓。工资水平得到提高，但食品和汽油价格也不断上涨。出口正在增加，但房产市场却出现下滑。美国各地的家庭都在饭桌上谈论着对我国经济前景的担忧。

从长远来看，美国人应当对我国的经济增长抱有信心。但在短期内，我们都看出增长速度正在减缓。因此，本届政府于上周同佩洛西(Pelosi)议长和共和党领袖博纳(Boehner)就一套强有力的增长计划达成了协议，其中包括针对个人和家庭的退税计划以及鼓励企业投资的计划。人们难免希望增加议案的内容，但这样做会使议案拖延或脱轨，而这两种结果都是不可接受的。(掌声) 这是一项很好的协议，能保持我国经济增长，并保障人民就业。本届国会必须尽快通过这项议案。(掌声)

我们在税收方面还有其他工作有待完成。除非本届国会采取行动，否则我们七年来实施的大多数减税计划将由于到期而被废弃。华盛顿的某些人士声称让减税计划到期作废并不是提高税率。请这些人向1.16亿美国纳税人作出解释，他们要缴纳的税款为什么将平均增加1,800美元。还有一些人声称他们乐意付更高的税。我赞赏他们的热情，并乐意告诉他们国税局(IRS)既收支票也收汇票。(笑声和掌声)

大多数美国人都认为他们要付的税够高的了。美国家庭承受着种种经济压力，不应当再让他们担心联邦政府要从他们的收入中扣除更大的一部分。消除这种顾虑的惟一办法是将减税政策永久化。(掌声) 各位国会议员都应当知道：任何一项增税议案如果送到我这里，都会被我否决。(掌声)

就像我们相信美国人民会合理理财，我们也需要理智地使用他们缴纳的税金，以赢得他们的信任。下一周，我将向各位提交一份预算，终止和大幅削减151项浪费性或过份膨胀的项目，其总额超过180亿美元。按照我将提交的预算，美国可于2012年实现财政盈余。美国家庭必须平衡预算，他们的政府也应当这样做。(掌声)

人民对自己政府的信任受到了国会专项拨款（earmarks）的损害，一些特殊利益项目常常在最后一刻被偷偷塞了进来，既不讨论，也不辩论。去年，我请你们自动将专项拨款的数目和金额减少一半。我还请你们停止把从未经过表决的专项拨款偷偷塞进委员会的报告中。令人遗憾的是，两个目标都没有达到。因此，这一次，如果你们送给我一份未能将专项拨款的数目和金额减少一半的拨款法案，我就会否决它，把它退还给你们。(掌声)

明天，我将发布一个行政令，指示联邦机构将来不要理睬任何未经国会表决的专项拨款。如果这些项目确实值得花费资金，国会应该就其进行公开辩论，公开投票表决。(掌声)

我们的共同责任不限于征税和开支。在住房领域，我们必须让美国人能够担起房屋所有人的责任，让他们有能力渡过房产市场的动荡期。本届政府组成了"希望在眼前"联盟(HOPE NOW)，帮助许多处境艰难的房主避免丧失房屋赎回权。国会可以提供更多的帮助。今晚，我吁请你们通过关于改革房利美公司和房贷美公司(Fannie Mae and Freddie Mac)的法案，并对联邦住房管理局(Federal Housing Administration)进行现代化改造，允许州住房机构发行免税债券，帮助房主重新贷款。(掌声)美国很多家庭目前正经历难关，通过这些步骤，我们可以帮助更多的人保住房产。

为了建设一个有优质医疗保健的未来，我们必须把医疗决定权交到病人和医生手中，让他们获得更好的信息，拥有更好的选择。我们的一个共同目标是：让所有美国人都更能够负担和得到医疗服务。(掌声)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好办法是扩大消费者的选择，而不是政府的控制。(掌声)因此我已提议，取消税法中对那些无法参加团体医疗保险计划的人不利的条款。此项改革可以使千百万人有能力自行购买保险，我吁请国会今年通过此项立法。(掌声)

国会还必须发展医疗储蓄帐户，为小企业制定联合医疗计划(Association Health Plans)，推动医疗信息技术，并遏制无聊医疗诉讼的泛滥。(掌声)通过采取这些措施，我们将帮助确保个人的医疗决定是在其医生的诊所──而不是在国会的大厅内──作出。(掌声)

关于教育，我们必须相信，学生只要有机会就会学习；必须让父母有权利要求学校展示教学效果。全国各地社区都有满怀理想的学生──良好的教育是他们实现理想的惟一希望。

六年前，我们共同通过了《不让任何一个孩子掉队法》(No Child Left Behind Act)；今天，它的成果无可否认。去年，四年级和八年级学生的数学分数达到最高纪录。阅读成绩正在提高。非洲裔和拉丁裔学生的成绩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掌声)现在我们必须共同努力，加强问责制，给予州和地区更大的灵活